“花埭”一带属于狭义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核心,这里原本是一片广阔的海湾,西江、北江挟带大量泥沙流到古海湾,在海潮顶托的作用下沉积下来,秦汉时期这里开始有几个沙洲(大约是今天的花地、海北、鹤洞)露出水面,其中又以海北成沙最早,当时白鹅潭一带海面辽阔,传说赵佗曾到珠江北岸现在白鹅潭附近眺望远方,只见几个小沙洲在烟波浩渺的江中若沉若浮,就像海中的一朵芙蓉,从此这一个地区就以“芙蓉沙”命名,并一直沿用至今。现在芳村还有芙蓉八乡、芙蓉三约等地名,很多从芳村走出去的华侨至今仍喜欢称自己是“芙蓉”乡中人,看来花地早在2200多年前就注定了与花的缘分。
芳村是在西江、北江的共同作用下冲积成陆地的,它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大约是唐代,与花地隔江相对的珠江北岸的泮塘乡才冲积成陆地,但花地形成陆地的速度要比北岸快很多,最迟在魏晋时期就形成了大片陆地,在隋代就已形成了面积较大的花田。最开始人们称这里为“花埭”,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芳村的人们修建了土堰只是用来围护花田,当时花地河蜿蜒流淌,肥沃的河泥为花地附近的花田提供了充足的养分,由于地势低洼,水网密集,人们形成了堤堰曲折、花草繁茂的景象。
但我们深入分析后也许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讲求实际、追求实效的广州人修建“埭”的目的恐怕不单单是为了围护花田。修建“花埭”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当时卖花还赚不到几个钱的情况下,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去修建围护花田的河堤是不合情理的。我认为古人在花地河修建“埭”的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行船,使广佛这条财路更为顺畅。
那“花埭”与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外贸易又有着怎么样的密切联系呢?这得先从秦汉到隋唐时期从广州出发通向北方的五条主要道路说起:
第一条是武水道。从广州出发,沿北江溯流而上,过英德(当时叫浈阳)、曲江,进入武水后,沿着郴宜古道到达宜章和郴州,再进入长江水系。
第二条是桂阳道。从广州出发,沿北江溯流而上,到连江后继续溯连水到达连县(当时称桂阳),然后走桂阳峤道到达湖南临武,再沿着郴宜古道到达郴州,这是当时从广州北上中原的主要通道。
第三条是灵渠道。灵渠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岭南修建的重要水利工程,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联系起来,灵渠的开凿是一个绝妙的构思,至今我们都很难想象远在咸阳的始皇是怎样得到这样准确的信息,又是如何大胆地决定了这一项目。但灵渠道自从开通以后,成为岭南、岭北唯一可以直接通航的水道,一直是南北商贸、军事的咽喉要害,也是汉朝另外一个伏波将军马援进军的路线。
第四条是大庾岭道。从广州出发溯北江到韶关曲江进入浈水,达到南雄后,换挑夫走山道过大庾岭梅关进入江西大余,就可以直抵南昌了。到了唐朝开元四年(716),出身岭南的一代名相张九龄奏请朝廷重修大庾岭新路,“高深为之失险,转输为之化劳”、“聚耳贯胸之类,珠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再加上此时的江浙一带已是经济十分发达的区域,大庾岭道就成为最重要的南北商贸交通线。
第五条是贺州道,这一条路又叫做“岭口古道”。从广州出发溯西江到封开,再溯贺江经贺县、富川至湖南道县,也连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
这几条路的关键不是在后面如何眼花缭乱,秘密隐藏在“从广州出发,溯北江而上”这一句话中,那当时的人们又是从哪里“溯北江”而上呢?其实我们只要看看地图就显而易见,花地河以及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广州八大名镇之一的“大通镇”就处于这几条前往中原的商贸通道的咽喉位置。当时外国船只满载货物来中国交易,再大量采购中国的货物运回本国销售,中国的商人将货物运到广州以及将洋货运回内地都要经过花地河前往顺德水道,再进入西江、北江。如果要绕道虎门再进入顺德水道就要多好几百里的航程,而且这些转运货物的船只并不要求特别大型,没有必要走这条路北江航船取道西南涌由芦苞到广州仅66公里,由于西南涌逐渐淤浅,北江航船改航佛山水道,即从东平水道沙口船闸进入,经罗村、谢边、佛山、回龙、东漖、花地口(大通港)到广州,全长仅32公里,而北江航船沿东平水道则要104公里。无论行驶哪一条水道,大通港都是必经之地。
如此一来,花地河的地位就十分重要了,这条全长8.44公里,南起佛山水道,流经花地、山村、茶滘,在石围塘附近汇入珠江白鹅潭的河流被称为芳村的“母亲河”,由于常年水量稳定,可以通行百吨以下船只。但相对于西南涌和顺德水道,花地河还是显得狭窄和浅了一点,人们为了可以顺利行船,修建“埭”也显得更为合理。位于花地河的“埭”与江南的鸡鸣埭、翠樾埭风光迥异,这个国际化的商贸中心没那么多的才子佳人,来来往往的大多是忙忙碌碌的商人,他们穿梭于白鹅潭与广佛水道之间,在盘算买卖之余还可以欣赏两岸的素馨、茉莉,清风袭来芳香未老,实在让人美滋滋的,久而久之就被人称为“花埭”了,“花埭”这个地名堪称广州这个千年商都与千年花地最完美的一个结合。
也许这只能算是一个推理,但花地一带从隋朝开始就有了一定规模的鲜花种植,而后来与花地齐名的广州河南(今海珠区)庄头村此时还是一片荒地,直到1000多年后的清朝初期,才成为大量种植素馨的花田。
唐代,广州的地方政府大力投资建设大通港,使之成为广州通往西、北江必经水道出入口处。
到了宋代,大通港成为广州开展对内、对外贸易最重要的转运港口,花地河水面宽度也是今天的三倍,外国商船和西江、北江的来往船舶都可以直达大通港,当时这里中外帆樯林立,商业贸易盛况空前。为了方便使臣及官员来往和传递文件,官府还在大通港设有大通铺(宋代称邮递驿站为铺,大通铺属水路转运站)。当时西江、北江航船多经西南涌到大通港,那时西南涌水深河宽,其中金溪至鲁冲一带与白泥河交汇处称六颈海,又名万顷洋,河面宽广,港口历久不衰,花地河两岸也因此慢慢的变成为仓库区和造船区。花地河河口一带也逐渐发展成为“大通古港”,附近区域也成为古代广州八镇之一的“大通镇”,由于从这里出发可以通达中国腹地,“大通”的得名也是名副其实。“大通古港”到了宋代成为广州最重要的内河航运码头,外国人运送到中国的商品大多是从这里转运到中国内地。
到了明朝,大通港河道淤浅,已不再适宜作为中心港口,但还是可承担小型的贸易和转运功能,据清代李调元写的《粤东笔记》载,大通港的航线条:往东可通虎门,从惠州出海抵潮州和福建;往南出海可抵雷州、琼州(今海南);往北循北江而上可达韶关、南雄。为维护港口治安,明、清两朝都在此设有大通汛(汛地即军队防守之地),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还残存100多米大通港堤岸,可惜2003年因花地河进行河堤整治将古堤岸拆毁。
大通港对内、对外贸易的空前繁荣也为芳村、花地带来了花运,虽然早在南汉时期芳村、花地已有花棣等地名,出现了芳华园、芳春园等园林,但随着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外国船舶带来很多奇花异卉,丰富了荔湾花卉的品种,之后历代的花卉名园也多集中于此,千年花乡从此长盛不衰。
有了素馨、茉莉,有了园林、花圃,再加上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花地成为广州重要的文化符号,沿袭了千年的风光一直繁盛至今。黄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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